一套好用的办公智能照明系统应该有哪些功能和特点？

今年是个大年，建国70周年。逢十。

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产业或一个家庭，七十年，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伟大历程，值得回忆，更值得珍藏。

那为什么是“中国照明工业60年回忆录”呢？

十年前，即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我专门去深入采访了几位老专家老教授老前辈，比如[蔡祖泉先生]、[甘子光先生]、詹庆旋老师、肖辉乾老师、张绍纲老师、陈大华老师、任元会老师等等，以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讲述中国照明工业六十年的发展史。虽然，蔡祖泉和甘子光两位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为中国照明工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刻下的烙印和赋予的精神，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

我也遍访了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中国照明学会、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等权威机构，得到了众多前辈的帮助，寻求到了一些宝贵的数据和资料。

最后在吴长江、张宇涛、洪燕南等几位企业家的支持下，得以将《灯光艺术60年-中国照明工业发展历程》成书，并付诸出版。

与其说，这是一本发展小史，不如说是以泰斗级人物为主线的回忆录，这样会更生动鲜活一些。有过程，有故事，有数据，有人物，还有一些鲜见的图片。

再过一个来月就是70周年了。

十年已过，时景两重天。但有个旋律一直没变：越来越好！

今天，再拿出来翻阅，颇有感触。

在此连载，就当致敬70年。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大帝的女婿、曾先后三任罗马总督的马尔库斯·维普萨纽斯·阿格里帕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圆形广场的北部，为纪念奥古斯都远征埃及的伟大战绩而建造了一座供奉众神的庙宇，取名为“万神庙”。后遭雷击，由哈德里安皇帝于公元125 年重建。

这座古罗马建筑群中艺术经典之作的神庙，后来被世界建筑大师们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之一。这个古代世界最大的穹顶直径43.3 米，正中有一个直径8.92米的圆形采光口，从采光口进入的阳光照亮了神庙墙上的壁画和雕塑，像一盏巨大的射灯，从早到晚缓缓移动，构成一幅奇妙的动态景观，被世界建筑界视为天然采光的经典巨作。

到了20世纪的1999年，德国柏林国会大厦重建，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以镜面和晶莹的玻璃建构的直径40米高23.5米的宏大的玻璃穹顶，实现了顶级采光照明技术与屋顶结构的融合，具有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它雄辩地演示了新采光技术时代的进步。

从公元前的罗马万神庙到1999年的柏林国会大厦；从古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户户昏冥烛火到今天处处灯光的不夜城，回首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侧面地见证了光技术和光文化的足迹。

光与建筑共生，光也与经济共长。因此，光环境的优劣体现出国民生活质量的水平，也间接地反映出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

詹庆旋，一个在建筑与建筑灯光领域从教、从业已整整50年（注：截至2009年）的学者，从建筑设计，到建筑照明，再到光环境研究，他以亲身经历，参与并见证了光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可以说，他是中国建筑光环境研究的开创者之一。

说到詹庆旋，我们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名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这座1946年10月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创办的建筑教育殿堂在中国的建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体形环境论”，到吴良镛先生开创的“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经过了63年的发展历程，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建筑大师、两院院士和学术名家，詹庆旋就属其一。

始建于1911年的清华学堂，当初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至1946年间，因国内外局势振荡而几经易地后又重回旧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重点为国家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因此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由此可见，入读清华是很多莘莘学子的梦想。詹庆旋是幸运的，第二年即1953年，他如愿地考入了这所高等学府，时年才17岁。

50年代，新中国仍处于建设初期，除了历代君王遗留下来的古建筑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新建的现代建筑，那么，更谈不上建筑照明与光环境。这个名词，在当时而言，完全是陌生的。

詹庆旋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攻读方向也是以建筑设计为主，其中有建筑物理课程。而建筑物理又包括建筑声学、建筑光学、建筑热工。但建筑光学也只涉及到自然采光，研究依靠建筑本身来解决光照的问题，比如一幢建筑是否需要设计天窗，设计多大的窗子才能保证室内光线的充足等等。对建筑物的灯光照明几乎没有任何的文字解读。

所以，确切地说，詹庆旋先是一名建筑师。但是建筑设计，成为了他之后在建筑照明与光环境领域深度研究的基础。他认为——

1958年秋，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国庆工程轰轰烈烈地启动了。詹庆旋即将大学毕业。他的大学毕业设计就是参与以清华大学为主导的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这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大型建筑设计项目。

在一个建筑项目中，建筑师需要将各个专业协调和统筹起来，比如结构、空调、给排水、供电等，才能保证项目的有序进行。从方案设计，到初步设计，再到施工设计，詹庆旋全程参与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工作。

在这个流程中，他就发现，照明只属于供电系统的一个小环节，其价值并没有被重视起来。当然，当时的国情就是如此：中国几乎与外界隔绝，大部分建筑设计理念和内容来源于苏联。中国的电光源行业也是蹒跚起步阶段，普通白炽灯和荧光灯是仅有的两类照明产品。连人大会堂使用的300W镜面反射型白炽灯，也还是由上海亚明灯泡厂特别订制的。

1959年国庆前夕，北京新建的十大建筑落成。十个月的时间，集全国的力量，边设计边施工，建成了十幢宏伟华美的大厦，创造了中国建筑历史的奇迹。但是，在国庆工程中依然没有照明规划这个概念。

人民大会堂室内外的所有灯具几乎都是个性化定制的。由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承担设计，大连玻璃厂、北京照明器材厂、上海亚明灯泡厂等国内少数几家工厂提供原材料及生产制造。尽管如此，人民大会堂还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个成功的照明工程案例。

由此可见建筑照明在建国十周年前后的原始状态。除了北京，全国其他地方则更无从谈起。

1959年毕业后，詹庆旋被留校任教，担任建筑光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只有他一个人。用现代比较时髦的一个词叫做“他一个人在战斗”。一个人？是的，就詹庆旋一个人。而且当年，他只有23岁，还是一个刚刚接触社会的青年。环境和历史推动着他担负起这一使命。

没有实验室，怎么做实验研究？没有仪器设备，怎么做光环境测量？于是，在60年代初期，他一个人开始亲自动手，一点一点地创建起建筑光学实验室。实验室是非常简陋的，没有实验设备，外国人也不肯卖给我们，詹庆旋又只好跑遍北京城，一点一点地去采购所需原材料，自己画图，到工厂加工，然后组装起简易的实验器材。

1963年，詹庆旋编写了他的第一本教材《建筑光学》，首次将照明概念引入建筑学的教学中，首次诠释了光与照明对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的作用。而他的建筑照明与光环境研究生涯，也正是由此拉开了序幕。

可是， 1966年由于文革，清华大学建筑系宣告停办，直到1976年才恢复重建。这十年间，除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詹庆旋有幸参加了清华大学绵阳分校的建设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完成了2万多平方米的建筑设计项目。同时，他还一直参与天然采光计算方法、照明标准制订等研究工作，这为文革结束后80年代照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3年，轻工部派团赴英国、荷兰等国家考察时，发现国外的高压钠灯制灯技术已经成熟。于是，代表团想将高压钠灯技术引入中国，但是由于对方要价太高，未能如愿。考察团回国后，建议自己研发，并联合清华大学建筑材料专业研制陶瓷发光管。

做成样品后，由于当时国内还没有大尺寸的测光通量的积分球，詹庆旋和他的同事又亲手用石膏加筋作成一个可沿轨道开启的直径3米的积分球，用于第一批高压钠灯的检测。就这样，一种新型光源由中国人自主研制成功。

时间推移到90年代初。改革开放催生了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中国照明行业的制造企业数量开始增多，各种新型光源也相继出炉，行业总产值迅猛增加，白炽灯、节能灯等常规产品的出口数量一路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基地之一。

“改革开放之前，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照明行业发展非常缓慢，照明设计与建筑设计、电气设计混在一起，没有形成专门、系统的分支；教材方面，照明设计的专业性书籍很少；专业的照明设计人才几乎没有。”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詹庆旋意识到要让建筑照明的价值和光环境的理念在建筑领域得到认同和应用必须从教育入手。